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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筵是什么?揭秘古代经筵制度的由来_历史
时间:2020-07-10 03:52 来源: 作者:频道管理员】 

你们知道明朝的故事吗?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!

经筵是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帝王教育形式,不仅能帮助皇帝研读经史子集、学习治国平天下之术,而且还是皇帝与群臣增进交流的重要渠道,同时还是朝廷向天下展示尊师重道礼仪的重要手段。因此,自宋朝确立经筵制度以后,这一制度就被各朝延续了下来。而明朝作为君主高度集权的一个朝代,在继承经筵制度时,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,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明朝的这项制度。

一、经筵制度的由来

经筵是古代专门为皇帝设立的御前讲席,是皇帝处理国家事务之余,提升自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。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,昭帝下诏寻找能够解读《韩诗》的人,蔡义应诏前往,皇帝听后很满意,封其为光禄大夫给事中,专门为汉昭帝讲解《韩诗》;此后,汉宣帝亦曾诏儒官讲经于石渠阁,汉明帝命张酺数次侍讲于御前。

到了魏晋南北朝,开始出现“侍读博士”这个官职,不过由于没有形成定制,这个职位经常处于虚设状态;而到了唐朝,侍讲学士正式成为一种常设官职,御前讲学开始变的频繁;到了宋朝,经筵正式演变为一种制度,先是宋太宗留翰林学士在禁中以备顾问,而后宋仁宗明确御前讲学为“经筵”,并对的场地、时间、场所、科目以及参与的人进行了详细规定。

到了明朝,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并未设立经筵制度,洪武十五年,大臣桂彦良向朱元璋上了一封题为《太平治要》的奏折,首次提出“今当大兴文教之日,宜择老成名儒,于朔望视朝之际,进讲经书一篇”,但朱元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

永乐至宣德时期依然没有设立经筵制度,但是根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皇帝“每视朝毕,无日不御文华殿或便殿,召大臣或儒臣讲读”,这在实质上与经筵已经非常接近,只不过时间、地点、讲读的内容没有制度化而已。

到了正统时期,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因为朱祁镇继位时只有10岁,内阁老臣“三杨”认为此时朱祁镇还应该以读书学习为主,于是由杨士奇主笔,上了一封题为《请开经筵疏》的奏折,请求重启经筵制度,得到太后及朱祁镇批准。至此,明朝正式恢复经筵制度,此后虽然偶有间断,但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彻底废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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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来看,经筵制度从汉朝萌芽初生到明朝正式恢复,前后经历了一千五百余年的时间,虽然期间经历了很多曲折,但最终还是以一种制度的形式承袭了下来,成为古代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,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历史进程。

二、明朝经筵制度

总体来讲,明朝的经筵制度继承自前朝,在本质上并未进行太大的变化,但也根据自身特点,在参加人员、组织礼仪等方面进行了适当的改进,使其更适应明朝特殊的历史背景。明英宗之前,经筵没有形成定制,这里主要介绍明英宗之后明朝经筵制度的一般情况。

1.关于经筵时间。明朝规定,为规避寒暑,每年组织两期经筵,分别称为“春讲”、“秋讲”,每期3个月左右,春讲一般2月开始,5月结束,秋讲一般8月开始,10月结束。经筵期间,每月组织三次,分别在每月的初二、十二、二十二,其中尤以春讲、秋讲的首次开讲礼仪最为隆重。

2.关于经筵地点。原则上安排在文华殿正殿举行。

3.官员参加经筵的人员,除了要“听课”的皇帝之外,明朝参加经筵大体还有7类人,分别是:

知经筵事,总领经筵一切事务,前期由功勋大臣担任,后来基本由内阁首辅来担任;

同知经筵事,协助知经筵事处理相关事务,一般2-3人,多由内阁大学生或各部尚书、侍郎担任。

经筵讲官,负责向皇帝讲解经史子集,一般由兼任翰林院编撰以上职衔的各部高级官员、国子监祭酒担任。

侍经筵官,皇帝特许参加经筵的官员,不负责任经筵之事,只是旁听。

展书官,负责为皇帝展掩书籍,一般由翰林院编修担任。

书写讲章官,负责誊写经筵讲章,一般由编修或中书舍人担任。

经筵执事官,这是一个统筹,具体包括四类人,分别是鸿胪寺堂上官1人,负责鸣赞;锦衣卫堂上官1人,负责警卫;侍仪御史2人,负责礼仪;给事中2人,负责监督官员礼仪。

需要着重说明的是,经筵讲官作为为皇帝讲课的人员,有着极其严格的选拔标准,根据杨士奇《请开经筵疏》记载,经筵讲官“必得问学贯通,言行端正、老成重厚、识达大体者”,且要先由“吏部、翰林院共同推举,具名陈奏”,然后由皇帝钦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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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经筵讲授的内容。一般而言,四书五经是基本教材,《大学衍义》《贞观政要》《帝鉴图说》《通鉴纲目》等书也经常被当作进讲内容,古人的一些治国经验、经验教训也会涉及,除此之外皇帝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意安排一些内容。而具体每次经筵的内容的选定,根据明朝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记载,一般先由内阁点题,讲官再据此拟写讲章,写完后送回内阁审定。

5.组织经筵礼仪。根据明朝《礼部志稿》记载,大体流程为:开讲前,先确定知经筵事、同知经筵事、经筵讲官、侍经筵官等具体人员,而后礼部择吉日在文华殿设御座、御案,讲案,三者位置关系十分固定,一般御案在御座东部偏南,讲案在御案南偏东。

开讲之日,司礼监太监将书籍、讲章提前摆放好,这个摆放也极为讲究,一般而言四书在东、经史在西,讲章按例誊写两份,御案,讲案各放一份。皇帝落座以后,知经筵事要带领所有人行“五拜三叩头”之礼,然后“以次上殿,东西序立”。等到所有人都落座后,服侍人员再将御案抬到御座前,将讲案抬到御案正前方。紧接着,鸿胪寺官员大喊一声“进讲”,经筵正式开始。

展书官随即出来为皇帝展开四书,讲书官出列并在鸿胪寺官员“鸣赞”中向皇帝行跪拜礼,礼仪结束后开始讲授提前准备好的讲章。一个内容讲授完毕,展书官会过来帮皇帝把书收起来,然后再展开另外一份书及讲章,换个讲官继续讲,直到讲解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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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讲结束后,经筵讲官重新入列,工作人员将御案,讲案恢复到之前的位置,然后知经筵事会率领众官员再次向皇帝行叩头礼,进讲环节到此结束,但经筵的礼仪却远远没有结束。

接下来,知经筵事会率领众人到东顺门享受御赐的酒饭,能吃上皇帝御赐的饭,这在古代是莫大的荣誉,何况这顿饭尽是“珍馐良酝”、“极尽丰盛”,而且明朝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规定,吃不完可以带包带走。

可以看出,经筵制度发展到明朝各项规定已经非常详细,参加经筵的每个人怎么站、站在哪里、什么时候干什么事、桌子怎么摆放及怎么移动、书籍放置的顺序及朝向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。组织经筵的礼仪更是复杂异常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经筵已经从一个“学术活动”演变为纯粹的国家典礼。

三、结束语

杨士奇在《请开经筵疏》奏疏中提到的重开经筵的理由是,“自古圣贤之君,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”,换句话说,当时选择重开经筵的初衷,是想让皇帝通过学习四书五经来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。但这一初衷随着时间的推移,逐渐被后世皇帝所遗忘,以至于经筵变成了“形式大于内容”的礼节性活动。

因此,经筵对皇帝的帮助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,而且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很多奇葩皇帝,比如说嘉靖皇帝、万历皇帝动不动就十几二十年不上朝;正德皇帝动不动就住进豹房不出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经筵制度更多是以进献讲章的形式落实,效果就更加难以保证。即便是能够正常落实经筵制度,受制于礼仪,也多是一字不差的读一读讲章而已,少了讨论交流的环节,效果自然也就打了不少折扣。

好在除了经筵制度之外,明朝还有另外两种进讲形式,分别是“日讲”和“午讲”,前者属于省去各种繁琐礼仪的经筵制度,也有“小经筵”之说,后者属于皇帝有精力时组织的“加灶”活动,这两种进讲都比较注重实效,从某种意义上对皇帝的帮助更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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